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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因“你懂的”、“任性”、“铁帽子王”等诸多金句走红的全国政协大会发言人吕新华卸任,接任他的是现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王国庆。王国庆曾是党的十八大的新闻发言人,也曾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任职副主任多年。“过去的十几年间,王国庆本身就是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与推广这一过程的领导者和参与者。”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董关鹏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

      担任环保局新闻发言人时的杜少中经常成为媒体包围的核心

文/芳菲永在

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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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看了一则新闻,温州人金阿欢以江苏卫视《非诚勿扰》商标侵权为由,将其告上法庭,法院判决江苏广播电视总台立即停止“非诚勿扰”商标侵权行为,并要求立即停止使用该栏目名称。有媒体人在其名为“媒体圈子”的微博中爆料称,《非诚勿扰》将改名为《缘来非诚勿扰》。

成为新闻发言人要过哪几道关?

  一周前与“巴松狼王”杜少中面对面,是在金融街的北京环境交易所。6月初刚刚上任,环境交易所“董事长”成为他的新“工作服”。
  
  他身量不高,精神矍铄,毫无人过中年后常见的发福迹象,还真有点“狼”的风骨。这位1953年出生的老北京,语言风格和他的微博文风一样,京腔京味,干脆直接,幽默,无畏,见性情,接地气。
  
  他曾任职北京市环保局新闻发言人8年,自诩“麦霸”,这段经历练就的记忆力超强、说话滴水不漏的习惯依然存在,也能让人清晰感觉到他给自己设定的某种隐形的言语边界。
  
  名字
  
  “杜少中”还是“巴松狼王”名字改了两次是因为一开始没完全想清楚身份的界定,最起码是没认清有什么区别。
  
  2011年1月5日,杜少中以“巴松狼王”为名开通了个人微博,认证为“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其时,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北京市环保局新闻发言人。
  
  微博是在媒体的建议下开的。对于这一新媒介,他的认识是:这是未来谁都要利用的工具,早晚都得用;作为新闻发言人,运用微博是传统发布渠道的继续。“我这活儿也给不了别人,躲不过去那我就先试试呗。”
  
  “巴松狼王”这个名字,倒不是为开微博才起的。曾有环保、媒体的一些人士组团去慰问援藏的同志,一路上团员们相互间起了有藏地风味的绰号,杜少中的这个“巴松”是取自西藏美丽的湖泊巴松措,而狼亦是他后来越琢磨越喜欢的动物:聪明、执著、群体意识强,对环境的要求很高。
  
  他对这个名字非常喜爱,此后在网络世界——各个网站的用户注册、MSN、QQ,他都以“巴松狼王”为名。
  
  到2011年5月17日,他把微博名字改成完全的实名,还发了一条“更名说明”:便于“名正言顺说环保”。然而只过了一个月,他又把名字改回来了。“别说我折腾,我要回归自然、恢复点儿野性,从今天起恢复原来的名字——巴松狼王。”个人简介也一并改了,从“为了环境好一点儿,可以执著一点儿”变成“回归自然、恢复野性,谁破坏环境就跟谁玩命”。
  
  他说,名字改了两次是因为一开始没完全想清楚身份的界定,最起码是没认清有什么区别。有人说应该改成杜少中,他觉得有道理,改了过来。改了之后才发现味道不对:没有网络特点了,公职身份的色彩太浓,于是又改回来。
  
  杜曾在微博上说,副局长只是“工作服”,脱了就不是了。而“巴松狼王”可以一直叫下去,这表明要把环保作为终生的事业。
  
  界限   
  不能把私事完全袒露
只说环保的主题及其感悟,其他的“非诚勿扰”;对距离工作范围较远的、没时间研究的,能不涉及就不涉及。
  
  除了名字,对自己微博身份的界定,杜少中也是在实践中慢慢悟到那条界限。从相对轻松的尝试到多角度反复的体验,他知道,在黄V认证的微博上,“巴松狼王”既不完全是在环保局上班的那个公务员,也不能把真实世界的自己百分百呈现在网上。
  
  今年3月17日,他的老母亲突然去世,18日凌晨1点56分他发的微博是:“始于昨晚的大雪还在下着,它帮我记下了今生难忘的时刻。”他说,自己就不能像普通博主那样,把个人感情淋漓尽致地在微博上表达,不能把私事完全袒露。“我就说到这儿为止,好多人不知道其中隐情,评论中说这个说那个,但是我就都不说话。”
  
  “幸福很简单:今天休息,早上陪老师暴走一个半小时,午陪老妈老爸找了个小店‘搓’了一顿,下午在老阳下撂倒自己两小时,起来后力贯全身,于是自斟自饮,装模作样看几页书,幸福感油然而生。”这条微博还配发了一张茶具和书的图片,貌似把私人生活和盘托出。杜少中说,实际上是想表达情绪,公务员追求简单生活时是什么心态。
  
  不过,写的时候却得字斟句酌、心思缜密。“‘陪老师’、‘陪老爸老妈’、‘小店’这些词都为说清楚,就是不留别人啐你的缝隙,而专门照的这张照片选择的角度也很注意,仅限于茶壶茶盘的周边,不能给人任何别的遐想。可就这张图,居然有人能看出茶盘旁边这本书里的字。你说,很要命吧?”
  
  最终,杜少中把微博定位为“与社会及时沟通交流的工具和完整表达自己看法的自媒体”。他给自己的微博划定了清楚的范围:只说环保的主题及其感悟,其他的“非诚勿扰”;对距离工作范围较远的、没时间研究的,能不涉及就不涉及。这样既是为了织出的“围脖”有特色,也是某种自知之明吧,在联想、跳跃、借题发挥为特色的微博评论中,避免自己轻易陷入困境。

读来不免觉得好笑,连《非诚勿扰》这种大型相亲婚恋节目竟然都涉及到侵权,还是非诚勿扰这个响当当的名字侵权,那么做广告的、拍电影的是不是更应该注意呀,赶紧查查自己有没有侵权行为,可别哪天莫名其妙的就被别人以侵权的名义告上了法庭。

“两会的系列新闻发布会都从政协的新闻发布会开始,这个第一场最受关注、也是最不容易。按照往年的惯例,筹备工作通常在元旦前后就要开始了。”从事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和培训工作近15年的董关鹏教授表示,面对每场新闻发布会,任何新闻发言人及其团队都要经过认真准备,不管是部委的专业发言人,还是“集大成式”的人大、政协发言人。

  

最近琼瑶起诉于正侵权案也胜诉了,并获赔500万,琼瑶在微博表示:是一次历史性、标竿性的宣判,对保护原创,意义深远而伟大!

业务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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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原创著作权的保护无可非议,像这种显而易见的侵权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后败诉也是意料之中的。

熟悉“口径库”和“标题句”

近年来,侵权的案例越来越多,案件更是纷繁复杂,可能不是说案件的本身有多么复杂,而是涉及的相关部门、相关法规越来越难以界定,相信审判侵权案的法官一定是最头疼的吧,作为我这样一个没有任何版权商标也肯定没有侵权行为的小老百姓,面对这种现象,我只是有几个疑问:

“首先是研究,所有新闻发言人都会从研究开始。那就是要研究人民关切的、媒体关注的、发言人想说的,需要三者的整合。”董关鹏说。他认为,大量的准备不是为了辞藻的华丽,而是为了信息的共享,能够让发言人所说的使媒体理解、公众明白、人民放心。

一、有没有商标注册查询的地方?

曾在新闻发言人团队工作的张静告诉北青报记者,为准备重大事件、活动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的团队会提前搜集舆情,备好“口径库”,并随时更新。对于一些年纪较大的发言人,将“口径库”烂熟于心其实也很辛苦。

就非诚勿扰这一侵权案来说,通过查询和分析得知,2008年,电影《非诚勿扰》热映后,随即掀起了一股申请注册“非诚勿扰”这四个字为商标的热潮。目前,已有60个法人或自然人在40个商品类别中,成功申请注册了70个“非诚勿扰”商标。2009年2月16日,该事件中的原告金阿欢申请注册了“非诚勿扰”第45大类的商标,但其所申请注册的“非诚勿扰”四个字的字型设计等照抄电影海报上的繁体字字样,也就是说,他申请注册商标时,就无意中侵犯了华谊兄弟对“非诚勿扰”这四个字拥有的原创设计版权。根据“版权在先”原则,华谊兄弟可以依法主张权利,异议或宣告金阿欢的商标注册无效。然而,华谊兄弟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未提出异议。2010年9月份,金阿欢拿到了相关商标证。

董关鹏告诉北青报记者,几乎所有的新闻发言人,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都会锁定重点内容,并为此重点准备一些背景和事实资料,包括数字、实例、细节等。有经验的发言人还会专门提炼和归纳一些琅琅上口、易于诵记、形象生动、让记者和大众印象深刻的“主题句”来备用。董关鹏认为,发言人不可避免地会在发言中保留一些自己的语言风格,这是因人而异的特点。

会不会有一天华谊兄弟也起诉了金阿欢的非诚勿扰侵权,然后胜诉,那金阿欢起诉江苏电视台的案子又该怎么说?又或者哪天有没有什么人也起诉华谊兄弟?大家是不是很头疼,但我想最头疼的应该是审判的法官吧?恩恩怨怨何时了?

张静说,举行一场发布会的目的并非只是为了“你问我答”,更重要的是要传递出发布者想要传递的核心信息,因此要在口径中嵌入标题句,并要求发言人在发布会中反复提及这些要素。“媒体的报道一出来,发现有很多用了事先设计的标题句,我们就会很开心,因为这是一场发布会成功的标志之一,而且这样也可以避免媒体自己取标题、断章取义。”

再看这些商标注册的数据,脑袋更疼,哪天要是我心血来潮想弄个非诚勿扰的其他项目,有了最近的经验教训,我得看看是不是侵权对吧,然后呢?有没有地方可以让我快速准确的查到我要做的这个项目是不是侵权呢?有没有人能够明确的告诉我我这个项目以后有没有侵权纠纷呢?毕竟我这是小本买卖,我也不能随时准备一个律师团队应诉啊。

据董关鹏透露,准备阶段,有的发言人还会针对有重大关切的问题进行实地调查、请专家讲课,比如曾担任全国政协大会发言人的赵启正,就曾经请经济专家来解读有关问题。

面对着纷繁复杂的那么多类别,要是让我自己查,对不起,我的语文可能没学好,我真是理解不了那些术语的,我就想知道我的这个项目侵不侵权,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有没有什么地方明明白白的写着?

沟通关

二、有没有版权监管部门?

和同事沟通,和记者交流

假如我是一个杀猪卖猪肉的,今天猪圈里有一头猪病恹恹的,我给他连续打了好几天的药也不见好,最后还是无力回天,这头猪病死了,直到这头猪死我也不知道它的死因。但是今年猪肉价格低,本来就没有多少利润,一头猪好几百块钱呢,还是杀了卖肉吧,要不白瞎了,我心虚忐忑的把这头猪推进了屠宰场,但凡是进屠宰场的猪都得检验检疫啊,一检查我这头死猪得了什么什么杆菌,禁止屠宰。没办法,我又给它拉回来埋了。

一个好的发言人一定是一个好的沟通者。张静说,一个单位的发言人一般是新闻或者宣传部门的负责人,他每天要面临的重要工作就是和其他业务部门的人密切沟通,会商口径,才能使自己上台前胸中有料,心里不慌。而且,事先沟通过,也不会使自己的回答让业务部门不满。

这就是质量监管部门存在的意义,凡事要全靠自觉的话,那社会还不得乱套了。同样的,我想问问,有没有版权监管部门?

像“两会”这样重要且综合性的新闻发布,需要提前从各个部委了解各个领域的口径。这个工作说起来简单,其实是颇为繁重,因为每个部委都有自己的工作流程,并非一两个电话就能解决问题。

难道只靠人的自觉吗?人本是贪婪的,看见有利可图蜂拥而上的人谈不上对错,也许他们冲破了道德的约束,但是他们没有犯法啊。没有版权监管部门,或者监管部门不作为,那侵权的案例只会越来越多,人们会抱着侥幸心理,万一版权人没有发现呢?

除了和相关部门沟通,发言人还要多多和记者交流,熟悉每家媒体的关注点。“有一些非常熟悉的记者,一见到他们举手问什么问题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这你怪不了人心也怪不了社会,不然从古至今为什么要有律法的存在呢?没有上纲上线的硬性约束,那人的行为就是会放射发散的。

演练关

为了让审判侵权案的法官能更理直气壮、引经据典,为了让使用新名称拍摄新剧本的人有处可查并且受人监督管制,希望涉及的相关部门能够完善法规流程,有所作为,不然长此以往,今天我起诉你,明天别人起诉我,后天你又起诉别人,这还是一个制约规范的法治社会吗?

重大发布会要正式演练三四次

张静告诉北青报记者,为了一场重大发布会,光是正式演练就要进行3到4次。在重大新闻发布的演练中,发言人拿什么文件夹,戴什么领带,甚至做什么手势,都会有设计。“一切细节都要关注到,拿着装来说,男发言人的着装比较好说,如果是女发言人,我们一般都会事先通知发布会的背板颜色,以免和服装撞色。”

有些发布会的发言人是重要领导甚至是一把手,但是在演练当中,面对假扮成记者甚至是外国记者的工作人员的尖锐问题,也难免“没面子”。规定说3分钟,最多不能超过5分钟,说的时间太长了还会被无情打断,这在一般的会议讲话中可是从来没有过的。被请来“观战”的资深专家、有发布经验的领导也会很不客气地指出错误。“对这些意见,发言人都要虚心接受,脸皮厚一些,不能挂不住。因为这些演练都是为了确保发布会现场不掉链子。”张静说。

禁忌

发言人不能做什么?

从新闻发言人岗位上退下来的杜少中,现在也在从事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工作,作为曾经的北京市环保局新闻发言人,他认为,新闻发言人需要媒介素养、专业素养和做人的基本品质。

“不能回避问题”

杜少中认为,新闻发言人干的是传播的事,首先对媒体要有开放的态度,同时要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这就是媒介素养。

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全国领导干部媒介素养培训基地,每年会迎来数千受训学员。杜少中在培训中发现,一些学员不从事宣传工作,就抱着“最好别轮上我,别让我接受采访”的心理,但是他认为,在现在的时代,任何人都是自媒体,公务人员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记录下来,从而对其所在机构产生影响。

杜少中说,作为新闻发言人、公务人员,不能只是接受采访,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主动发声,比如他自己在环保局工作时就已经开设了微博。

“不能一问三不知”

“不能一问三不知。”杜少中说,新闻发言人不是专门为了“伺候”记者而准备,而是为了回答公众心中的问题,记者和发言人的目的都是为了给公众科学的结论。

董关鹏告诉北青报记者,媒介素养可以后天培养。从国家部委的新闻发言人来看,主要分三种:第一类别的新闻发言人,既是专业领域的专家和实践者,也是具有多年丰富经验的新闻宣传工作主管领导;第二类别的新闻发言人,是该部委新闻宣传部门的负责人,但不一定是本行业专家,在他们的新闻发布会上,会邀请所在部委司局的负责人来共同发布与解读;第三类别的新闻发言人,是精通所在部委业务的专家型领导,但是没有从事过专门的新闻宣传工作。

“不能推卸责任”

杜少中认为,新闻发言人必须要有为人处事的基本素养,必须要诚信。董关鹏认为,无论是政协大会还是平时任何单位的任何一场发布会,如果新闻发言人遇到确实不知道答案的问题,就应该简明而如实告知“不知道”,并表达在会后会协助找到答案的意愿。“我们的培训从来不会训练发言人巧言辞令或不懂装懂。真诚是优秀新闻发言人共同的为人处事之道。”

延伸

现场“答不上来”怎么办?

“经过前期大量的准备,到了现场90%的问题都已经可以应对。”张静说,相对于长期从事这一工作的业内人士来说,记者在发布会上提出的问题一般都在发言人的掌握之中,就是说事先都有准备,现场最大的变量其实是记者提问的角度。

碰到熟悉的领域,刁钻的角度,发言人要熟练掌握“搭桥”的技巧,就是通过一定的方法把答问扭转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对于媒体提出的“负面”问题,发言人不能够重复该问题,而且需要将其转为“正面”的回答,即发言人所在机构希望向公众传达的内容。

杜少中告诉北青报记者,由于平时对工作和舆论关切已经非常了解,基本很少出现回答不上来的问题,如果遇见自己没有听说过的情况,也不要顾左右而言他。如果他问一个具体情况,可以告诉他原则作为参考;如果他提一个模糊的问题,可以用一个具体的事来说明。“这样可以有助于向公众传播,不会造成你不说他非问。如果确有必要,事后可以给予帮助作出充分的解读。”

本组文/本报记者 赵婧姝

admin 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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