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封“不留情面”的督察意见发出后

环保,是近几年的热词。这其中,被称为“环保钦差”的中央环保督察组,无疑受关注。“开展中央环保督察,严肃查处违法案件”被写入了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自2015年12月启动河北省环保督察试点以来,中央环保督察组在2016年7月和11月、2017年4月和8月,分四批对另外30个省开展督察,实现了全国31个省的督察全覆盖。
首轮中央环保督察累计立案处罚2.9万家企业,罚款约14.3亿元;立案侦查1518件,拘留1527人;约谈党政领导干部18448人,问责18199人。
过去,环保部也会牵头进行环保监察,但是监察对象通常是企业,解决的问题较为局部。2015年7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环境保护督察方案,把环境问题突出、重大环境事件频发、环境保护责任落实不力的地方作为先期督察对象。
督察工作将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的形式开展,督察对象是省区市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并下沉至部分地市级党委政府部门。环保督察强调“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意味着地方党委与政府一道接受监督,督察结果作为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任免的重要依据。
评论认为,中央环保督察将中国传统的环境监管模式,由查企为主转变为督政为主,成为一项重大变革。
中央环保督察启动两年多以来,各省出台或修订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法规、制度标准等240多项,其中山东、海南、四川、西藏等地印发文件,将环境保护纳入干部履职尽责考核评价范畴。进行过督察的这31个省份,均出台了环境保护职责分工文件、环境保护督察方案,以及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办法。
2018年,第二轮次的中央环保督察即将展开。根据初步规划,轮督察问题的“回头看”将成为2018年的首要工作。另外,还将指导地方建立省级环保督察体系,实现国家督省、省督市县的中央和省两级督察体制机制,发挥督察联动效应,形成环保督察的长效机制,维持环保高压态势。
从查企到督政
2017年8月,第四批中央环保督察启动,八个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负责对吉林、浙江、山东、海南、四川、西藏、青海、新疆开展督察进驻工作。
与过去一样,在启动之前,媒体公布了该批次督察的八个小组组长、副组长名单,以及举报电话。
这八个组长分别是焦焕成、吴新雄、马中平、贾治邦、朱之鑫、蒋巨峰、杨松、李家祥。他们均在全国人大或全国政协任职,均为省部级官员。据了解,中央环保督察组的组长一般都满足以上两点条件,另外,官员自身必须经验丰富、理论水平高。
而这四批、31个组的副组长,均由环保部的在职副部长担任。据了解,这同样是中央环保督察的相关规定。
一般而言,每个中央环保督察组通常有30人左右。除了组长、副组长外,组员基本都来自相应的片区。
作为环保部的事业单位,华东、华南、西北、西南、东北、华北这六大督查中心先后成立,中心主要承担加强环境保护监督执法、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协调跨省界污染纠纷等职能。
2017年,六个督查中心改名为督察局,由事业单位变更为环保部的派出机构。机构职能中,新增了“承担中央环保督察有关工作”的职能。
一般来说,不同中央环保督察组的组员,就按照所督察省份所属片区,由该片区的环保部督察局的工作人员组成。人手不够的时候,也会从环保部以及其他片区督察局抽调人手。
除此之外,人员构成中还有一名总协调员。通常来说,该协调员一般由督察省份所属的环保部督察局的相关领导担任。
督察组进驻后,通常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中央环保督察。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环保局副局长余国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中央第五环保督察组在重庆进驻的30天期间,一直没有休息,包括双休日。
外界认为,中央环保督察,实现了从查企到督政的转变,有利于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要求。中央环保督察的过程,也确实与督政密切相关。
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将中央环保督察的步骤总结为三个阶段。
个阶段是省级层面督察,大概有十天时间。省级层面督察主要是通过与省级领导还有省级有关部门主要领导开展个别谈话,调阅省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资料,走访主要承担环保职责的有关部门,同时受理信访举报等等。通过这些方式,把握全省环保工作的整体情况,聚焦突出问题,为下一步督察奠定基础。
在河北省进行督察时,督察组一共与26位省级领导做了个别谈话,包括省委书记、省长,近期退出领导岗位的一些省级领导,也包括省高法、高检的主要领导。督察组对谈话作了设计,每个问题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问题包括:你认为你省突出的环境问题主要有哪些,你认为你们哪个地方的环境问题突出,责任没有到位等等。“有些相关部门领导的谈话还有针对性的追问,比如工信部门,涉及一些淘汰落后产能的情况可能会有追问。”
重庆市环保局副局长余国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督察组对重庆市四套班子的领导、相关部门的一把手均进行了谈话,了解与环保相关的政策制定情况、履职落实情况等。“如果在督察过程中发现了问题,还会回过头再找这个人谈话,总之是深入调研。”
第二个阶段是下沉地市督察。下沉督察是针对督察准备和省级层面督察梳理出来的问题线索,下沉到部分地市进行调查取证核实。主要看这些问题是不是真的,责任在哪个方面。时间也是十天左右。
问题线索大概有百余个,除了省级层面督察梳理出来的之外,还有针对督察准备的。这些事先准备的问题,大多来自于督察局对所辖省份环境问题的日常了解,也有一些来自于过去环保部收到的信访举报线索。
余国东介绍,督察局掌握的线索往往是独立的,即便不在中央环保督察期间,督察局也经常会不通过省级环保部门,而是直接去地市,就相关线索进行调查。
据刘长根告诉媒体,在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之前,相关人员会通过明察暗访,摸情况、找线索,形成问题清单和进驻手册。
除了这些线索之外,督察期间,各督察组都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省份环保方面来信和来电举报,这些问题多数都交给该省环保部门进行解决。
余国东介绍,通常来说,来信来电举报都会在当天由督察组转交给地方,地方环保部门也会按照问题涉及的地方或部门,当天交办,在规定时间内办结。无论是问题本身,还是处理结果,均要进行公示。如果中央环保督察组已经结束该省的督察,在结束之后的一周时间之内,所有来信来电举报问题必须进行办理意见反馈。
据了解,已经结束的四批全覆盖中央环保督察过程中,一共受理了群众举报13.5万件,除去一部分重复案件,经过合并后,向地方交办10.4万件,截至2017年10月,已经有10.2万件得到办结,当时的办结率超过98%。这其中约有8万件涉及垃圾、油烟、恶臭、噪声、企业污染以及黑臭水体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环保厅副厅长潘碧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为了了解这些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湖南省纪委牵头组织了六个小组,在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期间,负责对不同群众反映环境问题背后涉及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责任的调查问责。
问责
督察的第三个阶段,是梳理分析归档。刘长根说,一方面是对前两个阶段的工作进行梳理,形成一些基本的观点和报告框架,同时根据需要,还可能对未下沉地市的突出问题进行取证,开展针对性的补充督察。另外,对在工作中涉及的文件材料进行归档,该归还的归还,该带走的带走。
通常来说,中央环保督察组会在几个月之后向督察省份进行意见反馈。广东省和重庆市的中央环保督察均在2016年11月至12月间进行,反馈意见均在次年4月收到。湖南省的中央环保督察在2017年4月至5月间进行,反馈意见在当年7月收到。
刘长根提到,督察报告以梳理问题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案件为重点,每个督察报告总体上70%的篇幅讲问题,20%的篇幅谈成绩,10%的篇幅提建议。
目前,各省收到的督察报告均已公开。这些督察报告中不乏犀利的言辞。比如,中央第四环保督察组向海南省反馈督察情况时指出,海南的“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全省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沾沾自喜,盲目自满,认为自然环境好就是工作做得好。一些市县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热衷于搞‘短平快’的速效政绩工程,财政过分依赖房地产”。
环保部在记者会上介绍,四批次的环保督察,发现了各省在环保方面存在的六个方面共性问题。一是一些地区大气和水环境问题突出;二是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三是一些自然保护区违规审批、违规建设;四是水资源过度开发;五是工业污染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六是农村环境问题比较突出。“这些问题与我国发展阶段有关,也与地方党委政府不重视、不作为、不担当有很大关系。”
根据规定,各省在收到反馈意见之后,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30个工作日内报送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改落实情况均要及时向社会公开。
其后,各省将督察组指出的问题逐条细化,详细列出整改措施、期限及目标,也规定了整改领导小组的成员和负责人。刘长根介绍,有约一半的省份由党政主要领导共同担任整改领导小组组长,其余均由党委或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
各级有关部门也随即制定了具体整改方案,党政主要领导为责任人。这些整改方案报省里备案,作为整改销号和调度考评依据。为了监督整改进度,湖南省实行一月一调度、一督办、一通报,两月一推进,三月一评议,对整改推进不力、整改工作落实不到位、进度明显滞后、问题仍然突出的,视情采取曝光、通报、约谈、问责、挂牌督办、区域限批等措施。
根据各省的整改方案,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对其整改进度进行后续监督。
除了相关问题的整改,中央环保督察之所以被称作“环保钦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督察组会对相关人员提出追究问责。湖南省收到的督察反馈,也包括督察组梳理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清单。
“中央环保督察是综合性的督察,是‘大环保’的概念,所以不管是环保部门,还是其他部门,只要失职失责,都要进行问责。”刘长根说,问责范围不仅涵盖环保系统内部人士,还包括地方党政、国有企业、基层社区、国土、林业、水利、住建、农业、城管、安监、工信、交通、公安、发改、旅游等各个与环保相关的部门。
问责,毫无疑问会起到震慑作用。数据表明,首轮中央环保督察累计立案处罚2.9万家企业,罚款约14.3亿元;立案侦查1518件,拘留1527人;约谈党政领导干部18448人,问责18199人。
根据中央的部署,2018年,将指导地方建立省级环保督察体系,实现国家督省、省督市县的中央和省两级督察体制机制,发挥督察联动效应,形成环保督察的长效机制,维持环保高压态势。
这也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有关。
201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中提出,试点省份将市县两级环保部门的环境监察职能上收,由省级环保部门统一行使,通过向市或跨市县区域派驻等形式实施环境监察。
社会环保体系仍待建立
目前的环保督察已经形成了高压化、常态化趋势,不过,这其中仍有一些问题存在。为此,民进中央专门就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央环保督察提出了党派提案。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环保厅副厅长潘碧灵在谈到这一提案时指出,正如民进中央党派提案所提,中央环保督察的人员构成,除了组长之外,其他人员均来自环保系统,这容易给其他部门造成中央环保督察仍然是环保部门督察的错觉,或者至少只能算中央领导下的环保督察。
“我们在配合中央环保督察时,有的其他部门的领导就跟我说,这是在为我们环保部门做事。中央环保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对省级党委政府的督察,而不是环保部对省级党委政府的督察。但由于组织结构的现状,有些人会有这样的误解。”
而因此也引发了第二个问题。潘碧灵认为,虽然目前强调一岗双责,但发改委、住建部、农业部、水利部等相关部委并没有参与督察、督办,地方相关部门的责任意识和压力传导就不够。
另外,潘碧灵提出,目前,虽然不少省份都将环境保护纳入干部履职尽责考核评价范畴,进行过督察的31个省份均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办法,但这些考评体系目前作用发挥还有限。
“有的干部可能会觉得,这点影响问题不大,只是考核适当扣点分,并不是一票否决,真正对领导干部的使用产生影响的情况还是比较少。说到底,这种问责还未产生普遍的切肤之痛。”
除此之外,另有一位不愿具名、曾参与过中央环保督察的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环境问题如何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目前,对于环保问题,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程度、推进力度以及产生效果均是的,但如何将成果进行巩固,进行长期的、制度化的落实,是一个难题。
潘碧灵认为,现在有一种新的形式主义,以文件贯彻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百姓投诉的问题,一个星期、半个月就可以解决。但这种解决是短期的。环境污染治理不是光靠落实责任就能够解决的,长期来看,必须依靠资金和项目治理。这需要政府加大投入,但光靠政府是不够的,还需要企业乃至全社会都参与进来。”
目前,基层的环境治理资金压力很大。“很多地方,基本民生能保障就很不错了,没有余钱搞环保。光靠层层落实责任、层层传达压力是不够的。”他提出,政府对于环保方面的资金投入还应该继续加大比重。
余国东也表示,因为环境污染问题,许多地方面临产业结构的调整。这需要政府各部门共同配合,引导该地区发展绿色产业,在资金上给予补助,政策上给予支持,甚至为地方协调、牵线搭桥。
另外,潘碧灵还指出,造成环境污染的,不仅仅是企业,还包括每一个个体。比如开车、吃烧烤、燃放鞭炮烟花,甚至日常生活,都有可能造成废气、废水的排放。
但有环保人士指出,对百姓来说,新楼盘旁边要有好的学校、公立医院,却不能有垃圾处理设施、污水处理设施。楼盘进行售卖时,不敢宣传周围有这样的设施。建造时,百姓进行投诉,或者直接要求停工。中国这方面的设施确实存在很大的缺口。
可以说,全社会系统的环保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潘碧灵认为,中国必须要在体制机制、资金投入等方面有较大的改变,环境质量的改善才能取得明显成效。

截至目前,中央环保督察已覆盖23省份,其中16个省已经公开督察整改方案。根据中央环保督察组的安排,今年还将对另外8个省份进行督察,进而实现年内中央环保督察全覆盖。

  首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收官问责超1.8万人未来将实现中央和省两级督察机制

包括3名副省级官员在内,甘肃诸多官员被问责。

图片 1

这是7月20日,中央面对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打下的重重一板。

图片 2

7月25日,环保问责风暴继续,第二批中央环保督察的7个省市同时对外公开环保督察整改方案。

  图为三亚凤凰岛

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介绍,7省市督察整改方案均实行清单制,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意见进行了详细梳理,共计确定375项整改任务。其中北京市47项、上海市46项、湖北省84项、广东省43项、重庆市37项、陕西省59项、甘肃省59项。

  在三亚湾的东南方向,鹿回头风景区的北面,几座状如贝壳的巨大建筑矗立在一座人工岛上,这是三亚市的著名地标——凤凰岛。就在不久前,中央环保督察组向海南省反馈督察意见,凤凰岛项目建设立即停工。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截至目前,中央环保督察已覆盖23省份,其中16个省已经公开督察整改方案。根据中央环保督察组的安排,今年还将对另外8个省份进行督察,进而实现年内中央环保督察全覆盖。

  “三亚市凤凰岛填海项目以国际客运港和邮轮港名义取得海域使用权,但实际主要用于房地产和酒店开发,由于填海造成水流变化,三亚湾西部岸线遭到侵蚀,为修复岸滩不得不斥巨资对三亚湾进行人工补沙。”中央环保督察组直接点名批评。

确定375项整改任务

  不仅是三亚,海口、文昌、万宁、琼海等多地的违规违法项目也已暂停建设、暂停营业。海南各地纷纷投入到整改行动中。这背后,是中央环保督察组对当地房地产行业破坏生态现象的狠批,“财政过分依赖房地产,房地产企业指到哪儿,政府规划跟到哪儿,鼓了钱袋,毁了生态”。

7月20日,中办、国办就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发出通报,对甘肃省政府党组成员兼副省长杨子兴、甘肃省委常委兼兰州市委书记李荣灿(时任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兼副主任罗笑虎(时任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以及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8名责任人、其他负有领导责任的7名现任或时任主要负责同志都进行了严厉的问责。

  类似这样不留情面的督察意见,“央字头”环保督察组至今已经发出了31封。

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问责,表明中央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的决心,环保问责达到一个高度。这意味着未来的环保督察问责可能会更加严厉。

  批评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环保问责将“风继续刮”。

  直接点名揪出六方面共性问题

此前的2016年11月至12月,中央环保督察组对北京、上海、湖北、广东、重庆、陕西、甘肃等7省市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并于2017年4月完成督察反馈。反馈后,7省市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督察整改,认真研究制定整改方案。

  经过2015年12月在河北展开试点,和2016年、2017年两年间分四批在全国实施进驻督察,首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工作至此全面收官,中央环保督察实现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全覆盖。

目前,7省市统一对外全面公开督察整改方案。

  北京青年报记者梳理各地督察意见发现,当地政府重发展、轻保护的突出问题屡被督察组直接指出,而且用词犀利,不留情面,对涉及的责任部门也直接点名、毫不回避。比如,湖南岳阳、永州等地被指为追求一时经济增长,顶风出台阻碍环境执法的“土政策”;山西省被指不顾大气环境质量超标、省内火电产能严重过剩的严峻形势,实施低热值煤发电专项规划。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七省市需要整改的典型问题各有特点。例如北京的大气问题比较突出。

  同时作为高频词汇出现在各地督察意见中的还有当地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现象。比如湖南湘潭、郴州两市违规干预环境执法,甚至为违法企业出具虚假证明;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主动包揽企业污染防治主体责任、明确限制环境保护等部门对老干妈分公司开展环境执法检查。

上海的水环境问题则比较突出,《上海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相关工作部署与国家要求存在差距。

  受理群众举报是中央督察组的主要工作方式之一,督察组因而指出多地有漠视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的现象。比如天津市北辰区刘家码头村集聚近千家废品回收点及小作坊,区域环境恶劣,群众反映强烈,多年来得过且过,直到督察时才有效整治。

根据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敏感区域(重点湖泊、重点水库、近岸海域汇水区域)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应于2017年底前全面达到一级A排放标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提前一年完成”。

  对于各地存在的共性问题,“中央领导同志也很关心,专门要求我们做梳理。”国家环保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在2017年12月环保部的记者会上坦言。据他介绍,此次督察也发现了各省(区、市)在环保方面存在的六个方面共性问题:一是一些地区大气和水环境问题突出;二是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三是一些自然保护区违规审批、违规建设;四是水资源过度开发;五是工业污染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六是农村环境问题比较突出。他同时指出:“这些问题与我国发展阶段有关,也与地方党委政府不重视、不作为、不担当有很大关系。”

但上海市2015年12月出台的实施方案,将这项工作的完成时限推迟到2020年底,由此导致上海市城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作滞后,一定程度加大了对河流和近岸海域水质的影响。

  问责

从7省市整改方案中的整改措施内容来看,主要包括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和提高环保意识,加快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打好大气、水、土壤环境治理攻坚战,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建立健全环保长效机制等内容。

  引发关注的高层问责开始出现

刘长根介绍,整改方案还进一步细化明确责任单位、整改目标、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实行拉条挂账、督办落实、办结销号,基本做到了可检查、可考核、可问责。

  中央环保督察工作开展的两年来,从以查企业为主转变为“查督并举,以督政为主”,对地方党政部门的问责成为中央环保督察这把“利剑”出鞘后动真碰硬的表现。

6省市公布生态环境改善目标

  问责力度首先体现在问责人数上。据环保部通报,首轮环保督察共受理群众信访举报13.5万余件,累计立案处罚2.9万家,罚款约14.3亿元;立案侦查1518件,拘留1527人;约谈党政领导干部18448人,问责18199人。

在明确整改措施的同时,6省市还公布了未来的生态环境改善目标。

  “中央环保督察是综合性的督察,是‘大环保’的概念,所以不管是环保部门,还是其他部门,只要失职失责,都要进行问责。”刘长根如此解释问责范围不仅涵盖环保系统内部人士,还包括地方党政、国有企业、基层社区、国土、林业、水利、住建、农业、城管、安监、工信、交通、公安、发改、旅游等各个与环保相关的部门。

比如,北京提出,2017年空气中细颗粒物年均浓度力争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2020年空气中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比2015年下降30%左右;到2017年底前基本消除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到2018年全市基本消除黑臭水体,2020
年全市污水处理率达到95%以上。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以祁连山为例,中央环保督察问责已不仅仅停留在基层干部层面,引发关注的高层问责开始出现。

上海提出,环保投入占全市生产总值比例继续保持在3%左右。到2017年底,全市中小河道基本消除黑臭;环境空气质量在2016年取得较大提升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到2020
年,基本消除劣V类水体;PM2.5年平均浓度下降至42微克/立方米;全市生态用地只增不减。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已设置采矿、探矿权144宗;肃南县凯博煤炭公司马蹄煤矿位于缓冲区和实验区,2008年投产以来共形成煤炭堆场10余处,近2平方公里地表植被遭到破坏;祁连山区域黑河、石羊河、疏勒河等流域水电开发强度较大,该区域现有水电站150余座,其中42座位于保护区内,带来的水生态碎片化问题较为突出……”督察组全面揭开了祁连山自然保护区被破坏的程度及严重性,进而推动祁连山问题得以严肃查处。

广东强调,到2020年,全省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92.5%以上,细颗粒物
年均浓度不高于33微克/立方米,为国家重点城市群大气污染治理树立标杆;确保全省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100%达标,确保地表水水质优良比例达到84.5%,全省基本消除、珠三角区域消除已划定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的劣V类断面。

  2017年7月,中办国办联合发布通告,包括三名副省级领导在内的一批领导干部被问责,这在我国并不多见。

湖北、陕西和甘肃也重点提出了对水和空气质量的未来目标。

  同月,甘肃原省委书记王三运落马,对祁连山环境问题不重视、不作为是他的问题之一。“中央领导同志做出一系列重要批示后,王三运表面上摆了姿态走了形式,但其实并没有真正到问题严重的地区去调查研究,也没有认真督促相关部门抓好整改落实,更没有对相关领导干部进行严肃问责”,专题片《巡视利剑》后来披露王三运对祁连山生态破坏负有重大责任。

如湖北表示,2020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全省优良天数比例等环境空气质量指标完成国家下达湖北省的“十三五”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任务;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88.6%以上。

  显然,“环保钦差”接连出动的两年,各地的环保工作成为当地党政一把手肩上负有的更重的责任。

陕西则表示,到2020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关中城市优良天数达到 275
天以上,陕北290天以上,陕南295
天以上;汉江、丹江、嘉陵江国控断面水质保持优良,渭河、延河、无定河水质优良比例达到56%以上,渭河干流消灭劣V类水体。

  整改

甘肃提出,2020年地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III类;全省14
个市州所在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4%以上,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控制在82微克/立方米以下,细颗粒物
浓度控制在38 微克/立方米以下。

  约一半省份党政主要领导共同任整改组长

  有了中央环保督察组开的问题清单,各地一把手高度重视和亲自部署。刘长根指出,有约一半的省份由党政主要领导共同担任整改领导小组组长,其余均由党委或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

  比如,广西、湖北、北京等地的整改工作小组分别由省级党委书记和省级政府一把手共同担任,俗称“双组长”负责制。

  同时,两位党政一把手同时出现在工作领导小组中的省份也有多个。比如,内蒙古成立了李纪恒书记任组长、布小林主席任第一副组长的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海南的整改领导小组组长和第一副组长分别由省委书记刘赐贵和省长沈晓明担任。

  而江西省的环保督察问题整改工作领导由省长刘奇任组长,河南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由省长陈润儿任组长,广东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省长马兴瑞担任等等。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各省在督察反馈结束30个工作日内报送国务院的整改意见均将督察组指出的问题逐条细化,列出整改目标、整改措施、整改期限、主体责任单位、监管责任单位、督办省领导等。类似小到关停多少家污染企业,大到将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力争控制在一定范围等等都反映在整改方案中。

  事实上,往往在收到反馈意见第一时间后,各地就已经开始马不停蹄制定整改方案和进入整改状态。

  以文中开头提到的海南省为例,去年12月23日,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海南省进行督察反馈。次日,三亚市海洋与渔业局相关负责人前往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所在地鹿回头“海上餐厅”进行回查和督促整改。

  1月4日,这座号称海南唯一一座在海上就餐的餐厅,也是被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的违法建设在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餐厅项目即被拆除。

  1月5日,海南省政府要求各市县立即对照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中提及的违规违法项目,一律实施“双暂停”(暂停建设、暂停营业),房地产项目也暂停销售和宣传,其他酒店、餐饮、旅游、娱乐等经营类项目暂停营业。

  和海南一样,凡是被“环保钦差”督察的省份,“环保风暴”自上而下迅速席卷。

  未来

  26省省级环保督察已在行动

  刘长根曾明确表示,中央环境督察不是“一阵风”。他认为,中央环保督察更深远的意义在于督促被督察地方主动调整发展思路,把强化督察整改作为重要机遇和有力抓手,借势借力推动解决产业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等深层次问题,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以海南省提出永久禁止在中部生态核心区开发新建外销房地产项目和浙江省借势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举例说明中央环保督察对于当地发展路径带来的启示。

  而在2018年,已经结束首轮全覆盖的中央环保督察工作将不会停下脚步。

  据刘长根透露,环保部除了对第一轮环保督察情况进行梳理,总结经验,查找不足,进一步完善督察机制,为后续督察做好准备外,还将考虑对第一轮督察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紧盯问题,压实责任;同时围绕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任务,针对重点地区大气污染、重点城市黑臭水体污染,以及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突出环境问题,组织开展机动式、点穴式专项督察,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强大助力。

  北青报记者还注意到,26个省份已开展或正在开展省级环境保护督察。这些省份的环保督察工作重点关注突出环境问题,特别是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指出的问题及后续的整改落实情况。

  对此,刘长根表示,环保部将积极指导地方建立省级环保督察体系,实现国家督省、省督市县的中央和省两级督察体制机制,发挥督察联动效应。

  而且,由中央到地方的动作没有仅限于完成整改任务清单。督察启动的这两年多以来,各省(区、市)已针对性地出台或修订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法规、制度标准。比如,山东、海南、四川、西藏等地印发文件,将环境保护纳入干部履职尽责考核评价范畴;31个省份均已出台环境保护职责分工文件、环境保护督察方案以及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办法。

  长远看来,相信中央环保督察带来的改变绝不只是拘留、约谈、问责这一串串数字。

  通报

  环保部责成查处赣豫两起干扰环境监测案

  环保部近日通报两起干扰环境监测案例。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通过对国控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点例行检查时发现,2017年9月至10月期间,江西省新余市飞宇、河南省信阳市南湾水厂两个国控站点附近有雾炮车喷雾作业,水雾直接喷淋空气质量监测采样口及周围局部环境,该行为干扰了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活动正常进行,环保部分别致函两省,责成严肃查处。两地经调查核实,视情节轻重已依纪依法分别给予直接责任人和分管责任人辞退、行政记过、行政警告、诫勉谈话、通报批评等行政处分。

  为了进一步加强警示教育,环保部于近日印发了《关于近期部分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受到喷淋干扰有关情况的通报》(以下简称《通报》),要求各地举一反三,加大查处力度,确保监测设施不受干扰。

  各级环保部门要及时曝光查处典型案件。环保部门要加强与城管、市政、建设等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在站点旁设立警示标牌,严禁非运维人员进入站点周边环境;坚决取缔影响、干扰城市空气质量监测正常运行的设备设施;严禁喷淋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采样平台。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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