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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产门户网报道农民日报资讯:
1988年,为响应当时黄河清淤治理号召,河南省郑州市所属有关部门,计划在中牟县东漳乡丁村、岳庄、杏街、韩砦、西村等五个行政村的4000亩集体土地范围内,兴建“澄沙池”工程。这块土地在没建工程之前,属于农民承包的集体用地,几个村的村民们多用以种植高粱。当时政府说这个工程的工期为3-5年,工程建完以后,土地还让村上的农民耕种,并且在工程开工期间,每年还给被占土地的村民一定的补偿费。
然而,这项本该惠及黄河中下游群众的工程,不知什么原因只进行了一年便搁浅了。当地村民们为了不使土地荒废,根据工程建设以前划定的地界坐标,又找到各自家的土地,继续耕种。由于澄沙池的澄沙作用,黄河水在此引流过滤之后,沉淀下大量的淤泥。使这块4000亩的土地改变了原来的地貌,呈现
坑池状。传统的耕种模式已经不能继续沿用,所以当时就有很多村民保持土地的现状,将其加以合理利用,用来种植莲藕或发展水产养殖。
从1997年到2007年这十年间,雁鸣湖乡的5个行政村的村民,大部分都向村委会申请承包了百亩以上“澄沙池”用作水产养殖。村民杜兴林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从村委会承包了300余亩鱼塘搞鲤鱼养殖。随着规模经营和科学化管理,这些“承包户”们不仅鼓起了自己的腰包,还带动了雁鸣湖乡水产养殖的快速发展。生产出来的莲藕、鲤鱼、大闸蟹还运到了北京进行销售。
就在村民们大搞水产养殖的时候,2007年,中牟县乡两级政府却告知“这块澄沙地已收归国有,要依法拍卖给广东利海集团,用于开发建设雁鸣湖风景区”。杜兴林等村民为此不明白,自己承包了十年的土地,突然间收归为国有了?
而利海集团以每亩18.3万元的价格将4000亩土地拍走,使用期限为50年。给承包户的补偿费是每亩60元,补偿费一共给了50年的,合计每亩3000元。这个补偿标准太低,5个村的承包户们都不认同这样的做法。因为这样一来,原本每年得到高额回报的土地,如果用于建设风景区,会直接影响承包户每年的经济收入。而且关键一点是,村里的承包户绝大部分承包权并未到期。除了合同没有到期、补偿标准不合理之外,让承包户和村民难以接受的是,县乡两级政府认为,这4000亩用来兴建“澄沙池”水利工程的土地,原本就是国有土地,且土地征用手续已经通过了相关部门的审核和土管部门的审批。
既然这4000亩地1995年已经是国有土地了,而且征用之前补偿款已经到位,那为什么乡里和县里当年还会默许村委会把地承包给我们?即便真的征为国有,那么也应该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大家民主决议。大部分承包户为此想不通,也悟不明。“十多年过去了,村委会把地包给我们,如今土地也见效益了,乡里才告诉我们说地是国家的,这让我们能不有意见吗?”
2007年11月下旬,利海集团来了一支工程队,要在丁村等5个村村民承包的近千亩土地上打造雁鸣湖风景区。部分承包户和村民以地是自己的为由,拒绝施工方施工,并就此地权问题,几个村分别派出部分代表向乡县两级政府反映,希望政府给村民一个答复。
雁鸣湖乡政府于2008年2月16日给这5个行政村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载明:雁鸣湖区内土地已在1995年被河南省水利厅征用,土地补偿款当时都已经发放到位,征地手续已经办理结束……
“发展养殖业,搞活了经济,村民腰包鼓起来了,他们就开始打这块澄沙地的主意”,村民们如是说。雁鸣湖乡毗邻连霍高速公路,而最近的出口距丁村、杏街村、岳庄也只有两公里,如果其投资兴建的风景区一旦落成,其潜在的价值不可估量。这也许就是他们征地为“国有”的初衷。
村民代表为此向中牟县国土资源局寻求证实,质问利海集团对于这4000亩用地审批手续,局负责人告诉他们:“那块地目前还没有办理土地使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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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岁的王淑荣在书桌前上网查资料。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卢义杰/摄

顺义区区长卢映川庭上应诉。京华时报记者谭青摄

  王淑荣独自坐在原告席上,与被告桌后的8个青年男女“对峙”着。

14年前,北京鸿宝方达工贸有限公司在顺义区购买了14000平米土地,打算建养老中心,后来却发现该块土地被政府规划编制为绿地,因此养老中心的工程无法获得审批,导致土地闲置至今。因此,工贸公司将顺义区政府告上法院,要求收回土地使用权。昨天上午,四中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在这个村委会诉县、市两级政府的庭审现场,她是绝对的“少数派”,这也正如30年前她首次参加县人大代表选举时的场景——1987年,河北省香河县人大换届,王淑荣拒绝投票给她压根儿不认识、但村干部说“必须选”的候选人,而是投给了自己,最终,她得了“极少数”的10票。

昨天上午,顺义区区长卢映川坐到了被告席上,这是他首次作为被告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

  接下来的20年,越来越多的选民注意到了王淑荣——这个不在候选名单的人。一年年下来,她的票数突破40、100、400……2005年王淑荣成功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河北某个法规,到2007年,她的名字被印在了选票上,而且大多数人支持了她。

工贸公司诉称,1999年至2000年间,该公司与顺义区计划委员会的下属企业北京市顺义区福禄达出租汽车公司签订了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以470万的价格购得14000平米土地。其间,顺义区计划委员会办理了所涉土地的出让手续及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直到10年后的今天,王淑荣仍然认为,“敢监督”是自己被选民信任的主要原因。这一回,78岁的王淑荣代表香城屯村村委会出庭追问:为什么村里有40亩集体土地变成了国有土地?

2000年3月22日,原告从顺义区计划委员会取得本案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顺义区计划委员会向原告交付了土地。

  “县人大代表比村民力量大啊。”王淑荣自嘲总到处“寻仇觅恨”。她像一匹不听招呼的“野马”,闯入了基层的政治生态,一些干部则被“推”着开始“思想斗争”:他们知道该维护村民利益,却被批评“不讲大局”;他们试图劝说王淑荣别出庭,又觉得该派人开车送她进城打官司,但“一定要保密”,“因为毕竟是去告上级政府”。

工贸公司认为,由于政府及规划修改原因,公司取得土地后,一直未能用于建设老年活动中心建设项目。

  土地被“占用”40年

2014年10月27日,工贸公司向顺义区政府提交申请,要求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随后国土局顺义分局以收回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做出不能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信访处理意见书。

  除了土地,香城屯村没有什么“资产”。让这个河北省香河县的“穷村”一度成为周边10个村的“贸易中心”的,是村南一片22亩的土地——上世纪70年代,香城乡供销社就坐落在这里。

对此,工贸公司以顺义区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将其诉至法院。

  “繁华”了20多年之后,乡供销社的经营日益萧条,最后关张。一些村民租赁了它的门面房、库房,做起小买卖,香城屯村民刘万财的女儿也在2000年前后开了家补胎服务站。

昨天法庭未做出判决。

  转折发生在2013年,补胎站及邻居接到通知称,门面房、库房均不再续租,他们必须在限期内搬离。这块在村民看来被乡供销社“占用”近40年的“集体土地”,要被租给别人了。

>>现场

  一切本与王淑荣无关,直到有一天,刘万财等几个村民找到了她。原来,有的租户没在截止日期前搬走,结果直接被揭了瓦。这触动了香城屯人敏感的神经——数年前,该村也有村民因土地纠纷而遭外来的“淘金者”扒房揭瓦。

区长庭上举手发言

  满头白发的王淑荣激动了。她家的书架异常破旧,轻轻一推都会晃动好几秒。这书架上堆满了法律书籍,好些与土地制度相关,连周边村落都有人称她为“法律老太太”。

庭审现场,双方对区政府是否应收回土地使用权产生辩论。

  王淑荣此前获得的“威望”也与土地有关。2003年,王淑荣任香城屯村主任,她发现按照《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村民申请养殖用地要按临时用地审批,每亩要缴6000元,但土地管理法并未将养殖用地列入临时用地范畴。王淑荣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审查,2005年修法时,河北省这条与上位法冲突的规定真的删除了。(详见中国青年报2005年6月22日报道《她改变了法规》)

区长卢映川举手后说道,“目前这块地仅仅是规划绿化用地,即还没有实施,仅仅是一个编制,这个编制对涉案地块目前的使用没有影响。”但区长也承认,“这对原告未来对涉案土地的开发会有影响。”

  这一次,来找王淑荣的村民抱怨被人揭了瓦,称想去上访,王淑荣急忙说“不要组织这个”。

区政府应该收回土地使用权?

  王淑荣试图使这些选民相信人大代表是能发挥作用的。她每年必看各级政府工作报告。“今年的报告不错,”她在桌面上比划着,仿佛报告就在眼前,“镇政府提出了‘接受人民监督’,县里头的报告也有这句话,说了‘接受人大、政协各方面的监督’。”

被告顺义区政府表示,只有符合《土地管理法》第58条列举的条件才收回。而该条规定称“报批后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

  “不给人大代表说还给谁说?不然还代表啥?老太太得给我们解决这事儿。”村民被劝住了,村民代表李奎山在县人大换届时投了王淑荣的票,这一回,他再次选择信任她:“老太太懂法,能找到问题的关键。”

区政府认为,“可以收回”四个字是有选择性的,“不是必须的。”

  王淑荣与李奎山等几人来到香城屯所属的五百户镇,与人大主席团干部聊了一个多小时,工作人员建议,这事儿应该问问镇政府。

工贸公司则认为,在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后,土地至今仍是荒地一片,因此请求政府先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之后再针对土地上的房屋给予补偿。故区政府应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

  最后找到的“关键”,让所有人吃了一惊——这不止是揭瓦、租地的问题,镇政府干部告诉他们,香城屯的部分土地已经是国有土地了。这意味着,该村集体已失去了这部分土地的所有权。

区政府是否存行政程序不当?

  集体土地变国有,依据何在?

区政府认为,工贸公司要求收回土地使用权的申请,是以信件的方式邮寄到区政府。“工贸公司反映的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应属顺义国土资源分局管辖,因此我们按照信访事件,转送至国土资源分局,这不存在程序不当问题。

  “来了一肚子气。”李奎山义愤填膺,对土地性质的变化,大部分村民一无所知。“如果真是买断了,也行,票据给我们看看?”王淑荣也在一旁说,如果有馈赠协议也可以,但政府还是拿不出来。

而工贸公司代理人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顺义区政府将原告的申请转交给国土分局处理,且以信访信件的方式交由政府所属部门处理,不符合法律规定,存在程序不当。

  村民们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号召“支援建设”,香城屯不少土地被乡里“占用”,盖起了乡中学、医院、铁厂、手套厂。彼时土地管理并不如现在严格,在一些村庄,乡干部许诺“少交公粮”,甚至说句话就能占地搞建设了,“谁会说去要钱?”

近些年出庭应诉的区长们

  这些地是否真的变成了国有土地?依据又是什么?

◎2015年1月平谷区王辛庄镇大辛寨村民委员会以侵害土地使用权为由,起诉区政府,要求撤销已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平谷区区长出庭应诉。

  大部分村民气愤之后,渐感力不从心。有的村民家里种着十多亩地,“就我们两夫妇打理,也忙不过来,哪有时间整天跑土地这事儿?”“后面的事儿,就让老太太去吧。”

◎2014年3月8日岳女士因不服西城区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将区政府起诉至北京市一中院,西城区区长王少峰出庭应诉。

  并不是所有村民都相信人大的监督力量。其实各地情况类似,《人民日报》曾描述,关于基层开展人大监督工作,流传着一个段子:做深了,怕被误会“什么意思”;不做,又“没有意思”;只好不深不浅,做点儿“意思意思”,“这是一种‘面子上马马虎虎过得去’的心态,必然会导致人大监督不到位”。

◎2014年1月村民李子武因自家宅基地建房被村里划入拆迁,向政府申请信息公开才得知,政府没有相关拆迁文件。李子武以不服丰台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为由起诉区政府。丰台区常务副区长刘宇作为被上诉人出庭应诉。

  王淑荣不希望这样。等到2013年审议香河县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王淑荣找到了会务人员,希望完善对乡供销社等国有土地的登记资料,并更正错误登记。当年4月,这条建议由香河县国土局承办。

◎2013年9月24日李某因要求拆迁信息公开遭拒而将西城区政府告上法庭。西城区区长王少峰出庭应诉,并承认西城区房管局出具的告知书确实

  香河县国土局没有闲着,他们宣称查阅了历史档案、核实过相关政策、也向村民了解了历史情况,并与王淑荣沟通、解释过。2014年7月,王淑荣收到了答复,国土部门的结论是:乡供销社、医院等地块均系国有土地。

存在表述不严谨的问题。

  按照该局的调查,这些地块都是1987年甚至1973年之前,由全民所有制单位或城市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至今,且经过县政府批准使用。按照国土资源部1995年施行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16条,这种情况下的土地应为国家所有。

◎2012年平谷区蒋里庄村村里的一块土地,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区政府划归其他公司所有已10年。因此村委会将区政府告上了法庭。时任平谷区区长张吉福出庭应诉,最终法院判决区政府败诉。

  经县政府批准?提起此事,王淑荣仍然不吐不快。王淑荣说话中气十足,一点儿都不像78岁的老人。她说,即使是后来庭审,她都没看到哪份文件记载了县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已“批准使用”,并且,“县政府怎可以不经征用、补偿,就随便把农民的土地批给他人使用?”

  答复确实也暗示了一些资料并不完全。答复说,该局会按法律法规的要求,进一步搜集整理历史材料,补充完善土地登记档案。

  在香河县一名人大代表看来,不少代表提的建议大多是修路、建电动车桩等民生议题,王淑荣则比别人更尖锐。而王淑荣说,她相信“承办单位不会把人大当儿戏”。不少村民也知道这一点,见面经常询问她的,就是村里土地问题的进展。

  维护村民利益与服从组织领导

  王淑荣决定“一探究竟”。

  2015年,她与村支书刘福旺到国土部门查阅资料,这才知道,村里“变性”的地块至少有4块,合计40亩,其中两块使用权归原香城供销社,另两块属原香城粮油食品站、香城卫生院。1999年,这3家单位被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

  王淑荣脑中闪过了一连串法条。她记得,无论是1989年还是1995年颁布的土地登记规则都规定,进行土地登记都必须经过地籍调查、权属审核,“地籍调查、权属审核在哪里?都到了1999年,怎么还不按照法定程序执行?”

  交锋很快就来了。香城屯村村委会申请了行政复议,要求撤销这4张国有土地使用证,理由是有关部门没经过地籍调查、未进行土地补偿。香河县政府则答辩称,这些土地在颁证之前,或系划拨,或系出让,已属于国有土地性质,不涉及土地征用问题,并未侵犯村委会的合法权益。

  这些证书最终于2015年8月被廊坊市政府认定为合法,决定维持。十多天后,香城屯村委会起诉了香河县、廊坊市两级政府,王淑荣拿到了一份盖着村委会印章的授权委托书。

  “有人问我,你这么大岁数,还管这个干啥?我说,我比佘太君百岁挂帅差远了,凭啥不管,我是人大代表啊!”王淑荣提高了嗓门,在她看来,政府的回答不该是“颁证之前它就是国有土地”,而是解释“颁证之前它为什么是国有土地”。

  当王淑荣如剥洋葱般一点点接近事实的时候,村庄内部正发生着微妙的转变。

  郁闷的是同去查资料的村支书刘福旺。像不少村庄一样,村委会盖章需村支书、镇包村干部签字。当盖完章起诉两级政府后,刘福旺被停止工作了一两个月,不少人认为是盖章惹出了麻烦。

  55岁的刘福旺是公认的老实人,自嘲“出不了头”,只是此前义务帮村里做了安管道等好事,没拉票就被“推到了前台”。他自谦“能力没有”,但冲着村民的信任,“我得一心一意好好干”。他发现起诉确实让自己进退两难:若不盖章,村民会说他不顾村民利益,而盖了,就要告县长、市长。

  “我是在组织的人,是不是?我得服从组织领导。”刘福旺坦言,他觉得这无法告赢,因为不止一个乡镇存在类似的“占地”情况,“法院没法弄”。一些村民更是转而认为,既然村支书都不积极,还是别告了,“告到最后,地也拿不回来,顶多给村里一些补偿”。

  王淑荣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在她看来,如果上级犯了错误、下级也绝对服从,这显然是荒谬的,但她理解“干部顶不住”,“因为上面有当官的管着他们”。这也解释了作为人大代表,王淑荣为何能拥有一批支持者。有村民说:“我们选老太太,就是因为她代表老百姓说话,不会和政府一味‘连’着。”

  村民的担心变成了现实。一审时,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开庭,仅给王淑荣及律师做了笔录。2015年12月,该院认同了两级政府的说法,并裁定,涉案的4块土地在颁证之前已属国有土地性质,村委会与之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故裁定驳回。

  省高院裁定发回重审

  4块土地的争议离终局又近了一些。2016年8月,河北省高院裁定案件发回重审,该院认为,一审仅对原告一方做询问笔录,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未予质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故而,一审认定涉案土地在颁证之前已属于国有土地性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第二次一审在今年3月下旬开庭了。两级政府及作为第三人的3家用地单位,都没有提交新证据。他们此前递交的1999年前后的土地登记资料记载称,原供销社、卫生院所在的“国有土地”最早系划拨而来,原香城粮油食品站则是通过出让。至于划拨、出让的依据和过程等文件资料,卷宗并未附带。

  王淑荣开心不起来:监督了4年,她依旧没看到土地归国有的依据。“人大代表是监督政府的,经过努力就该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也不愿打这个官司,挺脸红的,别人会问,你是人大代表,跟政府沟通还费这么大劲吗?”

  这是一次“沉闷”的庭审。王淑荣念着手写的文稿,不少时候,被告及第三人多说“以提交的答辩状为准”。庭审之后,法庭反而热闹了起来,法官夸王淑荣“思路清晰、口才好”,香城卫生院代理人则凑过来说,其实土地是1975年由乡政府统一征用再分配给了卫生院,“征用费已经付给了霍刘赵村委会”。

  核对庭审记录的王淑荣激动了:“付了征用费的证据在哪里?我们村的地,(钱)为什么反而付给别的村?”对方没有回答。另一名第三人代理人说,这个诉讼有标志性意义,“那个时候,很多乡镇都有类似情况”。

  在部分村干部看来,王淑荣有些“教条”,“她老说,啥事按法律按法律,可农村就是农村”。王淑荣“教条”的另一个例证是,此前国家要求各村的机动地控制在5%之内,这会减少村里的收入,有的村近年才彻底执行,而王淑荣十多年前当村主任时就落实完毕了,“可咱们村也是穷村啊”。

  “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有权不可任性。”王淑荣简单地用李克强总理的话作出回应。

  即使赢了官司,王淑荣也分不到钱。刘福旺知道,她自费掏了一审的律师费1.8万元,那是她儿女给的生活费。还有一次,王淑荣上网查到北京有律师的文章提及了某个年代久远的法规,但她无法搜到,就索性打车跑到北京,往返花了300元。

  这回出庭,王淑荣从村里坐了40多公里的出租车过来。事前,她没把出庭时间告诉儿女,也谢绝了朋友开车送她。村委会法定代表人刘福旺也不方便一同出庭,“我也不懂法律,又不会说啥”,他对记者开玩笑似的说:“上次盖章就把我‘拿’下了,让我这一届干完吧。”

  她同样不愿让镇干部派朋友私下相送。“没有不透风的墙,别给人找麻烦了。”王淑荣把身份证夹进人大代表证,挂上门锁,就坐上出租车向市区的法院进发了。

  “即使监督失败,我也照样走下去。”王淑荣说,坚持就是胜利。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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